中国经济改革对世界转轨经济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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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威尼斯官方彩票app下载   来源:http://www.pyhjzm.com    栏目:威尼斯备用网址登入    日期:2020-03-27
  •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很难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许多成功探索,不仅改变了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而且正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与关注焦点。中国经济改革在得益于转轨经济理论的同时,也对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着世界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国家,自1978年以来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目前正在通过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种成功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当然也离不开对现代经济学包括转轨经济理论的合理借鉴和运用;但是,正如国内外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很难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许多成功探索,不仅改变了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而且正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与关注焦点。中国经济改革在得益于转轨经济理论的同时,也对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着世界经济学的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对转轨经济理论的贡献,李稻葵等学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首先是对改革战略的一些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研究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及渐进式改革内在的逻辑。这部分贡献已经融入了正规经济学知识的体系中了。第二部分的贡献体现在对产权的研究。在最初的研究中,对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是简单的,即一定要划分明晰的私有产权,才能使企业能够有所发展。随后更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发现,产权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它是一个内生的制度安排,只有当市场经济其他的制度有了相应的完善的情况下,产权本身才会内生的明晰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对传统的产权理论的一个补充、改进或者修正。第三部分的贡献来自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这在经济发展的开始就引起了各界的注意。那时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是把中国政府描述为帮助之手,将俄罗斯政府刻画为掠夺之手。如果这一比喻是较为准确的,那么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机制促成中国政府伸出的是帮助之手?包括钱颖一教授早年对市场联邦制所做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做的关于通过适当的信息不对称、信息模糊化,从而约束政府掠夺性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一些解释。这些研究已经或者正在融入经济学的主体知识领域。

      上述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对转轨经济理论的贡献的分析,如果进一步加以浓缩的话,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改革为转轨经济理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这个样本的研究丰富了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由此得出了新的结论。正如钱颖一指出的,尽管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钱颖一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是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的确,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几乎很少以中国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即使是转轨经济理论,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大体如此。转轨经济理论最初主要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后来发展到对经济体制的比较乃至最新的比较制度分析,都不是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青木昌彦应该是西方转轨经济理论家中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关注较多的人了,他甚至承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制度分析中最具挑战性和最吸引人的研究课题。不过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也主要表现在对内部人控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方面,应该说是对“点”而非“面”的研究。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尤其是经济的成功转型,促使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他们原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态度,并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机制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于是,不仅像科尔奈这样的资深转轨经济理论家依然热情关注并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而且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热若尔·罗兰、A.施莱弗、罗依·伯尔、约翰·麦克米兰等都把目光投向中国;至于活跃在国际转轨经济理论界同时又十分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华人转轨经济理论家如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等人,更是不断将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解释介绍给国际经济学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际经济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当然,促使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对转轨经济理论的贡献,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外,还为国内外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即中国的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始终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而且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何从理论上对这样一个经济现实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摆在转轨经济理论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相互适应的,这无疑是对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而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不以私有化为前提的,产权也未明晰,并且政府一直主导着改革的进展,保持着对经济的深度干预,这与“华盛顿共识”关于转型的经济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华盛顿共识”认为转型有三大重要支柱,即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其背后的理论支持,热若尔·罗兰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般均衡理论(阿罗-德布鲁)。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推导出的政策,就是大爆炸式的自由化,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第二,货币理论(弗里德曼)。根据通货膨胀缘于货币供应过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推导出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第三,比较经济体制(科尔奈)。科尔奈特别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的互补的重要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经济体制不像超市,不能保证得到计划与市场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从市场和计划各自选取最好的东西和方式,拼凑起来装入一个篮子里。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第四,公众选择理论(布坎南)。布坎南认为政府有如一个巨大的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罗兰认为,除了以上四个理论基础,“华盛顿共识”还有很多令人尊重的理论,更一般的,是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

      但是,基于“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转轨药方,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这使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所谓的转型未必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价格与市场的转轨,还必须关注更加微小的方面,比如说合同,同时更加注重合同的制定和履行,以及法制、社会和政治环境。罗兰同时认为包括钱颖一、许成钢、李卫、李稻葵、白重恩、王一江以及马斯金、伯格洛夫和他本人在内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解释是成功的。尽管他的这一论断并不一定能够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甚至未必为中国经济学家所广泛认可,但是这至少说明,中国经济改革正在使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适应性发生微妙的变化,即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行的。西方经济学家必须要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以及政府行为等一系列情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至于转轨经济理论更是如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告诉人们,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尽管受到了转轨经济理论的影响,但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没有拒绝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没有为西方关于经济转型的主流理论所左右,而是在合理借鉴中独立探索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而且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就开始施行的,但正在不断取得成功。这就大大拓宽了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使转轨经济理论更加关注对不同市场经济之间的比较,深入探究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征,以及中外市场经济的比较,并由此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对转轨经济理论可能产生的进一步影响,有学者从中国经济改革对转轨经济理论的贡献的角度作了展望。认为可能会有三个方面,一是法与经济学,目前讨论法和经济学关系的文献里,都没有讨论到中国的情况,没有把中国的情况考虑进去,而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特色,中国是一边改进整个经济环境,一边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建立健全法制的,法制的健全和经济的发展是互动的关系。这说明法制的健全是内生的过程,而不是外部强加或移植的过程,这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对经济学本身将会有所贡献;其次是对新市场经济类型的研究,经济学界需要研究中国未来到底会走向一个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目前这方面的分析观察还不够充分,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会对经济学本身产生影响。再次,在更为广义的角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依照科尔奈的理论,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是无法用现有理论来解释的。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与其理论体系是完全不符合的,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研究。

      上述分析表明,转轨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转轨经济理论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而深入下去;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转轨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许将取决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研究。目前,转轨经济理论越来越重视研究法律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政府在市场与法治关系中的作用。而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影响正在成为国外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这说明,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日益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新领域接轨。事实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就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所取得进展来看,不少是从转轨经济中受到启发,然后引申到其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

      目前,转轨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转轨中市场与法治、政府与法治的研究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当然,至于前一个结论,转轨经济理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目的是让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的中国各界知晓市场经济确有好坏之分,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前面所论述的转轨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贡献。而转轨经济理论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则是主流经济学很少研究的,这应该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转轨经济理论的发展呢?本文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已经转移到对不同市场经济的比较。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尽管不尽相同,但差异是次要的,对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当然有必要,但无法得出革命性的结论。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市场经济的比较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情况。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原苏联和东欧转轨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之间则有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都不会消除,因此,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异,探讨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转轨经济理论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大多数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改革时普遍失灵,而转轨经济理论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尝试着对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显然,如果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持续深入下去,并且这种解释能够获得广泛认可,不仅是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将使转轨经济理论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增强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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